随着“一带一路”的思路逐渐确立，我国新时期对外经济战略初现端倪。特别是作为今年APEC会议的主办国，“互联互通”的中国方案获得全球瞩目。

然而，正当中国经济这列高速列车带着梦想与希望，准备带领亚太地区驶向“互联互通”的新纪元时，墨西哥政府偏偏就在这样一个档口，对中国高铁的中标项目按下了“暂停键”。此举一出，业内哗然。从墨西哥内部的政党派系斗争，到国际外部势力的干涉，种种分析不一而足。但笔者认为，此事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反思。

首先，国人要适应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“走出去”这一“新常态”。从最初的服装鞋袜到后来的机电产品，再到今日的高铁项目，中国经济“走出去”的步伐正在提速，出口产品的内涵也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。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舞台中的角色变化了，部分国人的心态也悄然发生了改变。此次高铁项目中标成功之时，一股较为浮躁的乐观主义情绪出现在不少报道之中。此次墨西哥事件的发生告诫我们，当今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，作为一个新进入者，中国企业要对进军国际市场将会遭遇的困境有充分估计。“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”，中国企业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也需要长期的坚持和努力。客观看待得失，冷静分析形势才是成熟之举。

其次，国内企业要适应“走出去”之后面对陌生环境的“新常态”。对外经济活动中从来就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。因为经济问题本身就和社会问题、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。墨西哥事件背后，其国内政治影响不容忽视。相对国内而言，国外的政治环境、社会运行规则、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。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，相关问题的表现更为突出。专注于产品技术水平提升，严格控制成本，是中国企业能够“走出去”的基础性条件。但是，纵观国际经济发展的历史，作为立足于国际化发展的企业，仅仅专注于产品和技术本身是不够的，要想能够顺利在相关国家开展业务，就需要深入了解对方社会的特点，包括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多方面。当前，我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具有比较优势，而这些项目又通常和对方国内的政治环境关系密切，这些情况都需要国内企业认真分析。

第三，商业银行要提高服务中国经济“走出去”的水平。当前我国金融业与“走出去”企业的合作还主要集中于融资方面的支持，如墨西哥高铁项目中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为项目提供85%的融资。未来我国企业走出去不应单打独斗，而应集合实业、金融、政府、行业协会等多种力量，发挥协作合力，实现集群作战，从整体上提升中国经济“走出去”的竞争实力。在这一进程中，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应分工配合。相比政策性金融机构鲜明的政府背景，容易引起国外舆论和政治力量的关注，商业银行作为营利性金融机构无疑具有特别的优势。商业银行在支持“走出去”过程中，要从单纯的融资支持加快向“融资+融智”转变，这也是商业银行适应“新常态”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型方向。为此，商业银行要努力实现与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同步，不断加强自身能力建设，提高对我国企业“走出去”方面的支持水平；要适时扩展对于国际经济的认识。不应仅仅局限于发达经济体那些实时更新的金融市场数据，而是要打开视野，以一种全球化的眼光来配置资源、看待项目，为企业提供包括国别风险报告、国别产业分析、国别金融情况分析等一系列深度智力支持。

后危机时代，全球经济版图正在重构，“新常态”、新时代呼唤新的金融服务模式出现。面对中国经济“走出去”步伐的不断加快，中国的商业银行要把握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，在大格局中寻求大智慧，和中国经济共同成长。